能源與氣候危機下的城市責任
荷姆茲海峽受阻引發的能源危機，至今仍在考驗各國的應變能力。國際能源署將其形容為史上最大的能源安全危機，但台灣的討論仍多集中於能否買到天然氣、油電價格能否維持穩定。這些問題固然迫切，卻也容易忽略，城市每天需要消耗多少能源，早已受到建築、交通與土地使用政策影響。住宅隔熱不足，市民就得多開冷氣；公共運輸不便，通勤就難以離開汽機車。地方政府如何減少這些耗能需求，同樣是能源安全的一環。
國際城市已開始將這項責任化為共同承諾。由全球近百座主要城市組成的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，在 4月於哥倫比亞舉辦的首屆「化石燃料汰除大會」期間，再次宣示2030年集體將城市化石燃料使用量減半，並強調發展再生能源是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。以首爾為例，因應這次中東能源危機，市府要求229處市有建築第二季用能較去年同期減少5%，同時以公共運輸優惠、尖峰加密班次及減少開車獎勵，降低交通用油。從市有建築及市民通勤著手，地方政府便能運用既有權限，讓短期應變與長期減碳朝相同方向推進。
減少化石燃料使用的另一項迫切性，來自持續升高的氣候風險。根據歐盟哥白尼氣候變遷服務的ERA5資料，2026年1至9月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為1940年有紀錄以來同期第二高，僅次於2024年。與此同時，今年5至6月形成的聖嬰現象持續增強，海溫升高溫度已達3.7°C，甚已成千年來最嚴峻的聖嬰現象。芝加哥大學氣候影響實驗室推估，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間，聖嬰帶來的額外高溫可能造成全球約45.1萬人超額死亡；世界糧食計畫署則警告，至2027年底，可能新增至少4,900萬人陷入急性糧食不安全。能源危機與氣候危機，已同時威脅民眾的健康與生活。因此也見到C40於9月中召集拉丁美洲多位市長交流應變策略。巴西庫倫奇巴市長指出，當地8月降雨量創下15年同期新高，市府已成立由民防單位統籌，整合環境、公共工程、糧食安全及都市規劃部門的聖嬰應變委員會；哥倫比亞波哥大市長則提出乾旱、森林火災與水力發電供應的風險。這些案例顯示，面對可以提前數月預警的氣候異常，城市政府不必等到災害發生才開始行動，而應將氣象預報轉化為跨局處協調、基礎設施整備及民眾安全防護的具體措施。
相較之下，六都早已陸續制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，參與ICLEI等國際城市網絡，也全數加入ICLEI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，參與國際城市的永續合作。近四個評比年度（2022至2025年），臺北、新北、桃園、臺中與臺南都曾獲評CDP A級城市，其中桃園更連續三年入列。真正需要檢驗的，是這些自治法規、國際承諾與評等肯定，能否在能源與氣候雙重危機下，轉化為加速行動的動力。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協同九個公民團體共同提出「永續韌性城市政策承諾」，正是希望把這項追問帶進選舉，要求候選人具體說明，下一個任期將如何減少城市對化石燃料的依賴、提升能源自主，並降低市民面對的氣候風險。
減碳目標須有綠電供給支撐
總排碳量占全台65%的六都，均設定了較國家總體目標更為積極的2030年減量目標，如台北設定2030年較2005年減碳40%，新北、台中、台南與高雄的既有路徑提出30%，桃園則以提出較2014年減量50%的目標。然而，當各市積極爭取AI、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進駐，新增用電要由何種能源支應，再生能源目標是否足夠，卻往往沒有得到同等程度的討論。
以2030年光電目標為例，即使將桃園全部再生能源目標暫計為光電，並納入台南、高雄尚未確保併網的備案容量，六都2030年目標寬鬆加總也僅約10.3 GW，較現有約7.3 GW增加約3 GW、增幅約四成，仍難呼應全國2030年光電容量達31.2 GW、五年間約倍增的建置需求，凸顯地方規劃與全國目標銜接的迫切性。
綠電若無法達標，各城市的減量目標也會因為電力排碳係數削減幅度不足，亦會跳票。如以臺北市與新北市為例，範疇二排放占全市總碳排高達近 80% 與 63%，台中跟桃園則在45%左右，導致其減碳達標路徑高度受制於全國電力排放係數的下降。以臺北市 2024 年為例，按原預期電力係數計算可減碳約 26%，若按台電實際採用係數計算卻僅約 19%，相差高達 7 %。若六都首長一方面喊出積極的減碳目標，另一方面諸如台北市僅設定2030年95MW甚為消極光電發展目標，則其僅是規避城市真正的氣候責任。
且再生能源發展絕非僅是表象的減碳承諾，其亦已成許多重要產業發展的必備要素。以各縣市都積極爭取的台積電為例，若台灣廠區2030年用電增至400億度，要達成60%再生能源承諾，約需240億度綠電；相較已簽契約預估年供158億度，仍有約80億度缺口。這個規模的需求，須由中央、地方與企業共同面對。地方首長若只爭取工廠與園區，卻將新增用電交由燃氣發電填補，就可能在增加產值的同時，也加深對進口燃料的依賴，也無法加速改善當地空氣品質。
因此，候選人應提出與產業發展相銜接的2035年再生能源目標，盤點公有屋頂、停車場、商辦及產業園區的設置潛力，並公布年度進度。對800瓩以上用電大戶，也應透過地方能源管理，掌握需求、媒合長期綠電採購。市府還須與台電協調饋線容量及併網期程，並建立居民參與、收益共享與爭議處理機制，讓設置目標有實際完成的條件。擴大綠電供給的同時，節能也須成為減少用電缺口的具體措施。公有建築應率先完成能效盤點及改善時程，再透過補助、低利融資與技術服務，降低老屋與中小企業更新設備的門檻。績效則須回到實際節電量、尖峰用電及家戶電費負擔，才能確認公共預算是否改善用能條件，也讓缺乏資金的家庭與企業有能力參與轉型。
街道再設計落實雙齊零
若要進一步降低化石燃料需求，交通是六都不能迴避的施政重點。依目前可取得的地方盤查資料粗估，六都每年運輸排放合計約2,290萬噸，約占全國65%，其中以台中市運輸排放量最高。這代表六都市長對於道路空間以及運具電動化的政策，會直接影響台灣整體減碳進程。
但市民能否減少開車、騎車，取決於日常有沒有其他可行選擇。2026年7月底，台北每千人仍持有368輛機車。交通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調查也顯示，以平日外出運具次數計算，公共運輸市占率台北38.3%、新北29.0%、桃園12.9%、台中9.0%、台南4.9%、高雄10.2%；台南、台中及高雄的私人運具占比仍超過八成。班次不足、轉乘不便或走不到站牌，都會讓減少用油的呼籲難以落實。
在私人汽機車電動化上，中央2030年電動小客車與機車新售占比分別以30%、35%為目標，而六都的電動化目標，也與國家目標有所矛盾。臺北明訂35%，臺中配合中央，但桃園目標值僅12%；而新北每年補助1.5萬輛，相當於13.35%。臺南五年登記占比僅增0.27%，年均規模相當於新領牌數1.13%。高雄雖列五年增加21.1萬輛，但2030年目標也僅相當於32.73%。
即使電動化順利推進，道路安全與空間分配的問題仍須處理。公民團體主張制定《雙零交通願景自治條例》，將交通零死亡與運輸淨零列為共同目標，由副市長統籌跨局處治理，建立永續交通轉型基金，並讓公民、專家及脆弱用路人參與決策與預算檢核。透過制度確立優先順序，才能持續將路邊停車空間轉作實體人行道、自行車道與綠化，串聯校園、醫療院所及公共運輸場站。道路空間重分配，也應連同住宅區的低速生活街道、實體減速設施，以及社會住宅與公共運輸整合一起推進。當替代服務逐步到位，再透過停車收費、低碳交通區及高污染車輛管理，引導私人運具合理使用。同時擴充無障礙計程車、復康巴士及需求反應式運輸，避免運具管理增加高齡者、身心障礙者與偏鄉居民的移動困難。
任憑城市熱死人就是政府調適無能
不過，要讓市民願意走路、騎自行車與搭乘公共運輸，還有一道日益嚴峻的門檻：高溫。人行道即使安全連續，若缺乏樹蔭與遮陽，夏季仍可能難以使用。過去五年，台灣熱傷害人數已增加一倍；《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》更推估，全球升溫達2°C時，全台每年超過36°C的日數平均增加10.6天。新北新莊、板橋、中和及新店的高溫風險已達五級制中的第4至5級，台南未來的高溫日數也可能較基期增加約13天。顯見高溫不只是夏季生活的不便，更是城市必須正視的公共健康危機。
然而，檢視六都目前的因應措施，雖有綠化、灑水、預警、勞動檢查、弱勢關懷與建築節能等作法，卻仍多屬各局處的業務拼盤，缺乏整合性的高溫治理策略。更重要的是，宣導場次、關懷人次及植樹數量，均無法證明熱傷害是否下降，也難以回答高溫脆弱社區是否真正獲得改善。老屋室內過熱、冷氣電費負擔、戶外勞工防護及停電時的醫療備援，亦未獲充分重視。若政府面對高溫的主要作法，仍只是提醒市民多喝水、減少外出，無異於將氣候調適責任個人化。
及早投入調適的價值，已有具體的量化依據。國際非營利組織「高溫韌性行動」（Heat Resilience Action，HERA）開發的「城市高溫解方計算器」，涵蓋190國、11,408座城市。依本次試算，在SSP3-7.0高排放情境下（2041至2060年全球平均升溫約2.1°C），若約十年內將綠地提高至30%、70%住宅採冷屋頂，並完整推動高溫應變、勞工防護及收入損失保險，大台北每投入1美元，至2050年估計可產生6.46美元健康與經濟效益，台南為4.44美元；累計避免死亡人數分別約13,070人與1,416人。這些估算仍須在地校準，但已凸顯及早投資的價值。台南高溫應變計畫的效益成本比達25.4倍，冷屋頂7.9倍、綠地3.5倍；大台北可避免的熱相關死亡，約95%來自65歲以上人口。意即高溫調適不應與高齡照護、老屋改善及社會支持各自為政，而須從最脆弱族群的需求出發。
因此，「永續韌性城市政策承諾」提出四項具體訴求。首先是「建立高溫風險地圖，強化預警與資源配置」，整合年齡、健康、性別、氣候及空間資料，辨識獨居長者、身心障礙者、慢性病患者與無家者的特殊風險，作為預警、關懷及政策投資的依據，而非平均分配資源。
其次，「落實環境正義，達成降溫資源的公平分布」，要求盤點公園、綠地、行道樹、水體及避暑空間，優先改善熱風險高、降溫資源卻不足的社區。不只要增加設施，更須檢視開放時間、步行距離、接駁及無障礙條件，確保高齡者與行動不便者真正用得到，縮小不同社區的風險差距。
第三，「從城市設計開始降溫，打造更涼爽的城市空間」，要求將風廊配置、街廓尺度、開放空間布局、人行道綠蔭、遮陽植栽及綠覆率，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都市設計規範，並結合老屋遮陽隔熱改善。降溫不能只靠增加綠化面積，更要改善居民實際承受的熱暴露。
第四，「推動社區共同參與高溫防護」，強調建立無障礙及多元溝通機制，排除資訊、空間與參與障礙。高溫脆弱族群不能只是被照顧的對象，更應共同辨識熱點、決定改善優先順序，並參與政策執行與監督，確保資源配置反映實際需求。
這套以風險決定投資、以居民需求檢驗成效的作法，也應延伸至水患與其他災害。台北須防範短延時強降雨，新北兼有都會淹水、坡地及沿海風險；桃園須兼顧產業供水、埤塘與農業，台中面臨乾旱、沿海淹水及坡地災害。台南的低窪海岸、沙洲潟湖與農漁業，高雄的臨海產業及山區土砂，也須各自設定降低暴露人口、維持關鍵服務的目標，才能避免調適方案淪為通用的工程清單。六都市長在下個任期均須依法提出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，更應由市長層級統籌高溫行動計畫，建立專責機制、穩定預算與量化目標。執行成效須從活動場次轉向城市關鍵氣候風險的削減，真切填補調適差距。
承諾應接受選前與任期中的檢驗
雖樂見六都23位市長候選人中，共有14位跨黨派及無黨籍候選人響應簽署，包括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、唐新民、蔣萬安，新北市長候選人蘇巧慧、李四川、蘇輝湟，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、黃世杰，台中市長候選人何欣純，台南市長候選人陳亭妃、葉人文、謝龍介（部分承諾），以及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、賴瑞隆。但承諾簽署應是接受公共檢驗的開始，候選人平時如何談能源與調適議題，都應與承諾相互對照，不能在簽署時支持轉型，面對具體爭議時卻迴避自身責任。
例如，蔣萬安10月9日回應松山機場遷移後打造AI園區的用電需求時，主張應思考重啟核電，卻全然未將本次承諾書提及的「提升地方綠電供給能力與強化自給率」納入產業發展與城市治理核心納入思考。陳亭妃10月15日於政論節目受訪時，則再度反對烏山頭水庫光電，主張不應再核准水庫設置光電板。水源保護與居民參與當然重要，但相關疑慮應透過公開監測、風險評估與溝通釐清。若主張全面排除水庫光電，就須說明科學依據，以及如何以其他場址與措施補足綠電，回應南科與台積電持續增加的需求。
這兩個例子提醒我們，氣候承諾必須進入日常政策選擇。選前，候選人應說清楚政策的依據、代價與替代方案；選後，市府則須將承諾轉為有預算、負責局處及年度進度的施政計畫。公民監督也應持續追問，招商是否加深能源依賴，政策發言是否阻礙轉型，以及公共投資是否真正降低市民承受的風險。簽署人數與國際評比，都不能取代這些實際成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