甜甜圈經濟學模型由 Kate Raworth 於 2012 年首次提出，核心目標是在不損害地球臨界點（生態天花板）的前提下，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基本的生活需求（社會基底）。隨著甜甜圈經濟行動實驗室（DEAL）於 2019 年成立，地方政府成為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關鍵行為者，因為它們能直接透過預算、經濟政策與法規影響本地生態與社會正義 。
研究分析的 50 個地方政府中，約有 62%（31 個）位於歐洲，其餘分布於北美（6 個）、亞洲（5 個）、拉丁美洲（4 個）等地 ，包括阿姆斯特丹、波特蘭和費城，其中阿姆斯特丹的工作最具影響力，其《循環經濟戰略》成為全球城市效法的典範 。
地方政府引入 甜甜圈模型 的四大動機包括：尋求整體的政策制定架構（20 處）、激發系統性變革（14 處）、納入行星邊界概念以推動再生策略（7 處），以及建立基於證據的新數據指標體系（6 處）。
在具體應用上，研究將 甜甜圈模型 的實踐歸納為五個互補領域 ：
第一領域：數據診斷與監測的科學基石
數據診斷與監測是實踐中最基礎的環節，主要受到 DEAL 的「地方數據畫像」（Data Portrait of Place）方法論啟發 。目前全球約有 29 個地方政府採用或計劃採用此方法，透過收集社會與生態指標，為該地當前的表現提供全面的「健康檢查」，並追蹤時間軸上的變化 。
這種做法的優點在於能將原本分散在環境、社會與財政部門的零碎數據整合進一個統一的流程中，並納入全球影響指標，讓地方政府看見自身行動對全球生態邊界的貢獻或損害 。如哥本哈根與托梅利拉便將此畫像視為年度狀態報告，將數據轉化為一個關於永續未來的集體故事 。
第二領域：地方戰略指南針的願景引導
當數據畫像完成後，許多政府會進一步將其轉化為地方性的戰略指南，這在 17 個地方政府中得到了應用 。這種指南針主要用於設定長期的轉型路徑，並將各部門的操作與目標統一在一個共同的敘事框架下，這通常涉及對甜甜圈指標進行深度的在地化改編 。
例如，法國格勒諾布爾透過議會投票將 甜甜圈模型 納入其 2040 轉型議程，用以重新定義市政部門的目標，而加拿大納奈莫則透過「Reimagined」計劃將各項部門計劃整合為單一的甜甜圈行動藍圖 。
第三領域：特定部門與專案的精準對焦
部門或專案特定的願景規劃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領域，共有 31 個政府採納，且常作為獨立的測試點 。這種應用允許政府針對如都市計劃、住房、健康或消費模式等特定領域進行針對性干預，確保微觀的決策與整體的永續目標一致 。
波特蘭在其永續消費計劃中區分了資源超額與需求短缺的消費者，並制定相應政策；不丹廷布則將其原則應用於城市結構規劃，而托梅利拉更嘗試將其應用於新小學的整個生命週期，從設計預算到運營都遵循甜甜圈邏輯 。
第四領域：對話與共同創作的橋樑
對話與共同創作為地方政府、居民、企業與民間組織提供了協作平台，目前有 26 個政府採用此方式來解決永續發展中的利益衝突 。
甜甜圈模型 提供了一種易於理解且不具對抗性的敘事語言，能幫助背景迥異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共識，化解傳統經濟與環保之間的對立情緒 。例如，墨西哥城利用 甜甜圈模型 情境視覺化工具引導市民參與 20 年發展計劃的共同創作，而巴特瑙海姆則透過漫長的審議過程，讓居民直接參與氣候行動方案的制定 。
第五領域：影響評估與決策工具的實戰應用
影響評估與決策工具代表了甜甜圈模型進入市政管理的核心，雖目前僅有 16 個政府實施，但其影響力極大 。這些政府設計了全新的評估系統，要求所有擬議專案必須經過社會與生態指標的篩選，以確保財政支出不會損害行星邊界 。康瓦爾郡開發的「決策輪」是其中典型，透過直觀的紅、黃、綠交通燈系統視覺化決策的正面與負面影響，而烏克蘭利沃夫則在後衝突重建計劃中，利用甜甜圈影響評估來指導戰略選擇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