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政治禁忌，躍入政策議程：國際棄成長思潮發展

走出政治禁忌，躍入政策議程：國際棄成長思潮發展

文/魏揚（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）；原文於6月2日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

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前夕，全球倡議「棄成長」（degrowth）的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發起「全球棄成長日」（Global Degrowth Day），喚起各界以棄成長路徑達到永續發展。2023年的棄成長日為6月3日，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將陸續推出系列文章，藉此深化國內議題討論，敬請期待。

今年5月，超過400名的專家、歐洲公民團體發起公開信，強調唯有「後成長（post-growth）」，歐洲才有可能存活與興盛，呼籲那些已經透支自然資源的國家，透過民主、計劃性和公平地縮減生產和消費規模，走向以提升社會福祉（well-being）為目標的「豐足政策（sufficiency）」，創造「經濟不成長但可持續繁盛」的可能性。同一時間，歐洲議會舉辦了三天的「超越成長論壇（Beyond Growth）」，參與者包括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、多位歐洲議會議員、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（IPCC）的科學家、各國專家學者、工會、社福、環境等多種公民組織。

不論是「棄成長」、「後成長」、「超越成長」，這些名詞乍聽啟人疑竇，畢竟經濟成長在大多數人心中，理應是一件正面的事情，如果有人大聲疾呼「我們應該放棄經濟成長」，那麼有相當大的機率會被視為癡人說夢吧？

事實上，從1960年代開始，世界各地的知識份子便對人類無止盡地追求經濟增長提出警告，指出持續增長的經濟活動可能導致資源耗竭、環境破壞。這些在當時引起巨大爭論，看似極端激進的觀點，時至今日卻精準點出全世界面臨氣候危機下的根本困境 — — 即自然有其極限（planet boundary），且從工業革命時期以來，已經逐漸突破這些極限，倘若我們期待在可預見的未來抑制氣候危機，勢必需要重新檢視人類看待與追求經濟成長的方式。

綠色成長的興起

「經濟成長」與「環境衝擊」是否必然如影隨行？美國環境社會學家施奈伯格（Allan Schnaiberg）等人於1980年代提出著名的「生產的跑步機理論（Treadmill of Production Theory）」，指出人類追求經濟生產的驅力就像卡在「跑步機」上，不斷剝削自然資源投入生產，轉換為利潤，再投入生產，如此循環反覆、永無止盡。即使可以透過增加效率、減少單位產品的能源消費，但能源消費的總量仍是增加的，因此經濟成長無法與環境破壞切割。

相較於「跑步機理論」對此命題的悲觀立場，同樣在1980年代浮現的「生態現代化理論（Ecology Modernization Theory）」，主張可以透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、資源使用效率，藉此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。這類生態現代化的觀點，在2000年後不論是在學術界或是政治實務界，都取得相當大的影響力。

2008年金融海嘯後，各國政府思忖如何自經濟衰退中復原，打造更有韌性的經濟，「綠色成長」逐漸進入國際治理的視野。

2011年，聯合國環境署發佈了《朝向綠色經濟：永續發展與消除貧窮的路徑》，強調「綠色經濟」可以改善福祉、增進社會平等、減少環境風險與生態犧牲，主張藉由投資於減碳、減污、強化能源效率、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服務，將能驅動薪資與就業的成長。

同樣在2011年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發佈《朝向綠色成長：進度追蹤》報告，認為綠色成長可以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，同時確保自然資產（assets）可持續提供人類福祉所需的資源與環境服務，且可透過創新與投資，創造新的經濟機會；2012年世界銀行發佈《包容性的綠色成長》，強調綠色成長是唯一能讓發展中國家達致經濟繁榮，同時兼顧改善環境管理的作法。

在接下來十年中，綠色成長逐漸成為國際機構氣候治理上的重要概念與政策框架，歐盟綠色政綱（EU Green Deal）中便強調透過技術創新與提高效率，將可打造新的商業模式，使能源消費與環境衝擊脫鉤。

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兩全其美，聽起來相當美好，然而綠色成長真的能夠解決氣候危機的燃眉之急嗎？實際上，綠色成長概念所仰賴的脫鉤假設，面臨許多專家學者的質疑。

揭開綠色成長的脫鉤幻象

歐洲最大環境NGO之一「歐洲環境局（European Environment Bureau）」2019年發表《揭穿脫鉤：反對綠色成長作為永續發展唯一策略的證據與論述》，批評綠色成長論述仰賴於絕對性（即GDP上升、環境衝擊下降）、永久性、全球性以及足夠快速的脫鉤效應，然而至今卻缺乏此一趨勢的實證，即使是呈現脫鉤效應之處，往往也是相對性（GDP上升程度較環境衝擊增加程度來得大）、暫時性或是地方性的。

部分實證研究指出，過去數十年來，雖然部分北方國家、OECD國家存在絕對脫鉤的現象，但很有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轉移其國內的生產成本、環境衝擊至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致。若放大至全球尺度，全世界的物質足跡、溫室氣體排放仍然與GDP成長呈高度正相關，人口增加、過度消費以及過度富裕（affluent）抵銷了能源效率提升所帶來的好處。

《少即是多》作者希克爾（Jason Hickel）的研究也指出，假如高所得國家維持其經濟成長率，則全球每年減碳速率須達到12%才能符合《巴黎協定》的減碳目標，然而即使是目前少數達到絕對脫鉤的國家，每年減碳率也僅約3.4%。而在IPCC的低能源需求情境中，雖然預設了GDP與能源資源使用絕對脫鉤，但在此情境下，能源密集度的增進程度需從目前的每年1.5%大幅提升到每年5.2%，才能達到淨零排放目標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要在維持當前經濟成長率的前提下追求淨零排放，恐怕需要付出超乎想像的巨大成本與努力。因此更好的做法，或許只能回過頭來挑戰「經濟一定要成長」的前提了。

許多人質疑：或許我們不該執著在「成長是否可以包容、永續、綠色」，而該進一步思考，成長本身是值得追求的嗎？社會是否可以在沒有經濟成長的情況下依然進步？經濟成長是否就等同於人類的生活福祉？

從「棄成長」到「超越成長」

2000年初期，法國里昂興起了「棄成長（la décroissance）」思潮，最初是作為社會運動的口號出現，訴求「無車城市、食物合作社、街頭共享食物、反廣告」。此後數年，此概念迅速在歐洲進步社群散播，首次的國際棄成長論壇於200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，往後幾乎年年舉辦，最近一次是2021年在海牙舉辦的第八次國際棄成長論壇。2018年，歐洲議會也在布魯塞爾舉辦了第一屆的「超越成長論壇」，2023年舉辦第二屆。

從棄成長到超越成長，此概念發展至今超過20年，從社會運動與特定進步知識分子社群間的口號，到冠蓋雲集的歐洲議會論壇主題，顯示其對於氣候治理與人類文明未來的重要性已經不容忽視。

棄成長運動質疑「永續成長」、「綠色成長」等概念，認為仍然脫離不了追求經濟成長。事實上，早在1865年英國經濟學者傑文斯（William Stanley Jevons）便發現，雖然蒸汽機發明提升了燃料效率，卻導向更多的煤炭消費，此即廣為人知的「Jevons悖論」。另一方面，早在1989年皮爾斯（David Pearce）所著的《綠色經濟的藍圖》中，雖然強調綠色經濟的重要性，但也批判性地指出「限制（limit）」的重要，因為全然仰賴於綠色成長僅僅是在減緩消費的相對衝擊，而忽略了環境的絕對界線。

已經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，GDP成長超過一個程度後，人們的快樂程度就會停滯不前，甚至會伴隨GDP成長而來的其他社會成本而惡化。

然而，如果我們轉而追求對於提高人類福祉中有實際幫助的事物，例如更普及的教育、更為平等的社會、可負擔的住宅、消耗更少資源與生產更少廢棄物的經濟，那麼即使帳面上的GDP數字沒有增加，甚至可能下降，卻不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準變得更差。

因此，相較於GDP成長，棄成長陣營更關注在人類生活福祉的具體提升，以及人類藉由剝削自然資源來支持的物質消費是否能被確實抑制，棄成長著名學者卡利斯（Giogos Kallis）便將「永續棄成長（sustainable degrowth）」定義為「社會整體能資源總吞吐量（throughput）之永續且公平的縮減，最終達致穩定」，此處「能資源總吞吐量」指的是「社會為了消費而萃取、處理、流通、分配，且最終以廢棄物的形式回歸環境的能源與資源之總量」。換句話說，棄成長關注的並不是GDP是否下降，而是社會整體能源、資源消費與廢棄物量的減少，與此同時，維持甚至是提高社會福祉。

法國經濟學者拉圖什（Serge Latouche）在2004年撰文指出，

棄成長不是一個概念，不是一個理論，不是一個具體的計畫，而是一個關鍵字，用以將人們自阻止他們追尋另類後成長政治（post-develope politics）的經濟正確中解放出來。

拉圖什強調，更精確地說棄成長應該被重新理解為「無成長（non-growth）」或「無關成長（a-growth）」，也就是捨棄將「經濟成長」與「發展」視為信仰體系的正統經濟理論。

當棄成長不再是政治禁忌

經過20年的演進，其實圍繞著這個「關鍵字」，也已經累積了許多相當具體的倡議與政策討論。具體來說，該如何達致棄成長的願景呢？符合棄成長精神的政策包含計畫性地縮減生產與消費、減少工作時數、降低人們仰賴薪資勞動的程度、提倡合作經濟、抑制金融性衍生商品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、更為基進的綠色稅收與重分配制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舉例而言，今年的超越成長論壇中，便探討了全民基本服務（universal basic service）、無條件基本收入、每週四天工作日、稅制改革等政策選項。仔細檢視這些政策，我們會發現它們並非多麼激進、難以實踐的選項，甚至當前提倡「綠色成長」的歐盟綠色政綱之中，都可以看到這些旨在提升社會福祉的政策。

棄成長運動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之一就是，長久以來，經濟成長的邏輯由上而下地貫穿了政府治理體制與政策制定過程，在經濟成長導向下的政策制定過程中，這些福祉政策常位居次要，且往往被審慎評估，可能對GDP成長帶來什麼樣的「負面影響」，這種「殘補式」的作法並無法徹底解決經濟成長對環境與社會帶來的衝擊。

棄成長運動倡議的正是要將福祉置於經濟成長之前。今年歐洲400多位專家學者與公民團體的公開信中便建議設立「歐洲後成長機構」，在歐盟委員會、理事會、議會和成員國內建立永久性機構，評估後成長策略和路徑。此外也建議制定「後成長的歐洲綠色政綱」，明確地將棄成長界定成為實現後成長目標的必要轉型階段。

不論是棄成長、後成長或是超越成長，核心訴求都不是在呼籲人們過著穴居人的生活，而是要求重新思考「成長」的意義。回到棄成長此一概念最初的法國起源，法文「la décroissance」指的是「在經歷過氾濫後，河川回復到原本的流量」，從這個角度思考，或許我們可以更精準地掌握棄成長所要傳達的訊息 — — 如果說過去一、兩個世紀以來，人類走出地球界線的物質生產與消費才是如洪水氾濫般的異常狀態，那麼棄成長則不過是在呼籲人類的經濟活動應回歸、尊重自然的極限，追求「豐足」而非「過份富裕」。因為此刻的過份富裕，實則是以下一代以及地球的未來作為抵押；這樣的成長，實際上才是扼殺了所有成長、發展的可能性。

在氣候危機步步進逼的巨大陰影之下，人們終於挺身挑戰禁錮許久的經濟成長霸權；棄成長已然不再是政治禁忌，而是末日光景下的一絲引路明燈。就如同今年歐洲超越成長論壇上，22歲比利時氣候倡議者查理爾（Adelaide Charlier）所大聲呼籲的，「是時候將我們的國家從無止盡的成長流砂中拉起，穩身立於堅若磐石的包容性繁榮之上了」。

時間雖然所剩無幾，但揚棄陳舊的成長律令，打造繁榮永續的福祉經濟，就從此刻開始，仍不算太遲。

參考資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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